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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江右商帮的没落

浏览: 发表时间:2017-05-25 10:07:11

  摘要:明清时代,活跃的商贸活动培育了许多商帮,江右商帮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没落了。本文以史为鉴,借助史料展示江右商帮的兴起和没落,分析了江右商帮没落的原因,力图揭示在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变情况下,不积极进取,参与竞争,违背市场运行规律,就要受到惩罚的。

  明清300余年,十大商帮称雄,逐鹿于我国商界。有的辉煌,随着历史的变迁,转换角色,融入近代经济甚至现代经济,仍然在我国经济中发挥作用;有的没落,只留在历史的过程中。江右商帮有过辉煌,“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初江西籍大学士朱轼也说“前朝惟吾乡会馆最多。”但是,江右商帮没落了,随着清代社会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后,活跃了近500年的江右商帮没能向近代经济转变和发展,最终没落了。

  一、江右商帮的兴起

  “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西商人也就被称为“江右商人”。江右商人在明清时代,“以地域为中心,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他们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逐渐形成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性商人群体。”这就是中国明清商业史上的“江右商帮”。

  随着历史的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西在两宋以后,由于得天独厚,人杰地灵,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历元至明,江西继续保持这一经济优势。在明朝,江西人口仅次于浙江,居全国十三个布政司中的第二位;由于地产丰富,盛产粮食、茶叶、陶瓷、纸张、布匹、木材……缴纳税粮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万历年代却居全国第一。明代初期,由于反明的残余势力存在和“倭寇”在海上出没活动,影响到新建的明王朝的安宁,明太祖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颁布“片板不得下海”等一系列规定,全面禁绝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这就严重地阻碍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影响了全国的物流的流向。

  明代中叶,由于海商经常犯禁,明朝政府就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甚至捕杀沿海商民。恶性循环,以至生寇。胆大的海商在经济利益驱使,生存威胁的双重压力下,铤而走险,建立护商武装,给海上贸易带来负面影响。海上贸易的停滞和萎缩,促进了“内陆”贸易的发展。

  江西得天独厚,占有天时地利:拥有便利的赣江水系;可利用当时最具有运力的长江水运;往南,跨过赣粤边界大山,通过隘口,可将货物运至广东,散于南中国;往北,跨过湖广,辐射中原;往东,沿长江而下,江浙尽收眼底;往西,朔长江而上,云、贵、川市场广阔……这一物流通道在当时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人杰地灵,精明的江西人是不会失去这一千载难逢的商机,运用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凭借丰富的物产,利用当时较为发达的运输系统,小本经营,迅速发展起来。

  从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至明神宗万历六年(公元1391—1578),从全国户口统计来看,全国人口基本稳定,变化不大。但江西却在这一时期减少了22万户,人口224万口,户均人口由5.17口减至4.36口。如果考虑人类的自然繁养生殖等因素,我们有理由估计:在这一时期,有过百万江西人口流向外省,形成了江西历史上的一次大的流民潮。

  以上事实可证,明代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得益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右商帮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才有了“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商贸范围迅速扩大,物流速度加快,这对江右商帮的兴起和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由此而兴起的江右商帮,人数众多,举世瞩目,小本经营,操业甚广,活动范围广泛,渗透力极强。以至于当时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明代在北京的江西会馆多达14所,占全国在北京会馆数的34%,居各省之首。就是在当时活跃于全国的各大商帮中(例如龙游帮),也留下了江右商人的踪迹,到后来他们融入了当地商帮。

  江右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以至于后来九江引起外国列强垂涎;商业繁荣,促进了江西各业的迅速发展,素有“江南粮仓”美名的江西,真是百业兴旺。

  二、江右商帮的没落

  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在活跃了年500后,逐渐没落。其没落的主要表现为:

  1.江右商帮群体萎缩。在明代,江西会馆在北京有14所,占全部会馆数的34%,居各省之首。到清光绪年间这一比重下降到12%。在清末现存会馆碑刻资料者共有23个,内中竟无一江西会馆。这一史实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江右商帮群体的萎缩。

  2.有大批江右商人弃商返农。小本经营的江右商人在经商数年后,稍有积累即顾及老年父母,弃商返农。玉山的王长发、广丰的吕以时等就是实际事例。

  3.改变投资方向,商业资本萎缩。据江西师范大学的方志远教授对新城、金溪、临川、丰城东乡、崇仁等六县的江右商人的统计,在项109投资中,商业资本改变投资方向的情况十分严重:其中,生活性投资占21.1%;社会性投资占77.1%;产业性投资只占1.8%。占比例最大的社会性投资主要是用于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饷等。改变投资方向的结果是,部分商业资本退出了贸易领域,商业资本萎缩。

  4.两极分化,部分江右商人的官商化使江右商帮的独立经营地位受到冲击。江右商人的官商化主要发生在盐商中,临川的李宜民叔侄就是典型人物。招商经营更是官府对贸易经营的渗透。国家权力与商业资本的结合,使这部分江右商人逐渐失去了经营的独立性。

  5.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抱残守缺,存在亦农亦商的季节性商人。江右商帮的经营观念仍然是“以商补农,以末养本”。在长达500余年的过程中,江右商人的这种观念虽然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深刻、彻底。有一些小有成就的江右商人见好就收,把资金投向土地和房屋,例如,金溪的徐廷辉“资稍裕,遂绝意远贾”,有赢利就寄回家。存在一批亦农亦商的季节性商人,他们只是利用农闲时节经商,农本商末经营观念严重,只把经商作为一种补充。

  6.经营区域日渐缩小。江右商帮在鼎盛时期,经营区域遍及全国各地。不论是就近的湖广、福建,还是云、贵、川,就是极边如辽东、新疆都有江右商帮的活动,“无江西人不成市场”。在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人的大规模出省经营的活动几乎不再见于史料。

  7.江右商人的声誉下降。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注意信誉,待人以诚,讲究职业道德。临川的张世达一次发现货主多付100两银子,认为“此非份之财,毕还之。”并专为此事前往湖北的汉口事主处。此类事例确实很多。但是,个别江右商人不讲究商业道德,例如,新城的涂肇新晚年回故土,于是将资本交给“伙某”,没想到血本无归。以至于明成化二年,福建都司经历王历指出,江西等商人“奸盗作伪,匪所不为。”李贤记载:江右商人“善于做生意,而且狡猾多智”。“坐放钱债,利上加利,收债米谷,贱买贱卖”,牟取暴利。明宪宗成化十年,刑部就要求明令禁止江右商人在四川地区进行商业活动。个别无德江右商人的行为,败坏了江右商帮的声誉,给江右商人的经营带来较大的困难。总之,经历500余年,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江右商帮没落了,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江右商帮对江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全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江右商帮没落的原因分析

  江右商帮的没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进步,市场竞争加剧,官府抑商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江右商帮内部的因素:1、全国经济格局变化,江西经济地位转弱。随着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昔日的物流“黄金通道”已不复存在,沿海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区域逐渐加快经济发展,各省的经济实力纷纷超过江西。江西的经济地位转弱。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地区经济更是加速发展,超过江西者益众。江西由于历史原因,仍然沿着封建经济的轨道缓慢爬行。从而,江右商帮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动摇,其结果,江右商帮辉煌不再。斗转星移,江右商帮的结构更逐渐趋于松散,到后来,在全国性的经济贸易中竟难寻其踪。

  2、在外省的江右商人在当地落籍,削弱了江右商帮的实力。江右商帮兴起于江西的流民运动,在初期,外地的江右商人仍然“乡音未改,乡情深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右商帮中的流民落籍已久,他们接受当地的传统文化,被当地同化,逐渐与江右商帮失去联系,甚至为数不少的江右商人的后裔与江西经济断绝联系,成为当地居民,融入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由于地缘关系,他们中绝大部分商人加入了当地商帮。这直接壮大了其他商帮的实力,削弱了江右商帮的竞争力。

  3、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转变。江右商帮应时而兴起和发展,但其的经营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思维方式。当时,江西和全国一样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包围之中,农民以小本经营方式,暂时脱离农事,而从事贸易活动的。由此可见,人数众多的江右商人仍然受到农本商末的观念的深远影响,把经商作为农业的一种补充。在乡里,大家尊崇的是官员和读书人,认为他们可以光宗耀祖;而轻视商贾。商贾成巨富,回到乡里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赈,才能勉强获得乡梓间的尊重。就是国史、正史言及商人,贬多于褒。在1989年编纂的《黎川县志》中,人物篇收集了历代名人:有个人传略的人,榜上有名的人,全部是历代的官员和有功名的读书人,没有一个商贾。其实,新城今黎川历史上是出现过一批有成就的商贾,个别甚至很有成就,例如新城的邓兆磬。在这种传统文化氛围中,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是难有较大的改变。陈旧的经营观念广泛地存在于江右商人之中,严重地阻碍了江右商人向近代经济的转变。

  4、不遵守市场规则,违背诚信原则,受到惩罚。江右商人不象晋帮商人,供奉财神和关羽以义团结同乡商人,讲究“贾德”,积累“贾道”。虽然绝大多数江右商人注意信誉,但少数江右商人不道德经营,视市场规则如儿戏,更谈不上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这种行为给江右商帮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市传“南人多诈”,不良江右商人的行径受到谴责,引得群起而攻之。到后来,有的商人为避免伤害,干脆拒绝与江右商人做生意。官府也有禁止江右商人进入某些地方进行交易的举措,对江右商人的经营活动加以限制。江右商帮因少数不法商人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江右商帮的市场空间受到压抑。

  5、江右商人的经营资本未能扩大和转化。 “江右多贫者”,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下贾众多的特点,本来个体经营资本就小。在人的生衍繁殖的过程中,由于家大要分,家产的分析就不可避免。江右商人在分析家产后,小资本被分成更小,逐渐失去了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格。江右商帮又是江西流民运动的产物。小本经营,原始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积累。在江右商帮辉煌之时,江右商人赚取了一定的利润,“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但是,江右商人并没有把赚取的利润返投入到贸易中来,用于扩大经营资本。江右商人的投资方向多为生活性投资、社会性投资,而产业性投资极少;据统计,其中,生活性投资占两成,社会性投资占近八成,产业性投资仅占不足2%。资本被分拆,投资方向错位,资本积累也就极为有限。有许多江右商人又抽逃资金,江右商帮多处“失血”严重,经营资本必然减少。更谈不上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了。缺乏大资本的支持,江右商人的成就有限,嘉庆年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与所厚屈指天下富豪,将资产百万以上的列为第一等,全国共家。江右商人中不见百万富翁。

  6、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业固守不变。江右商人人数众多,“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在500余年中,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经营。“男人外出,妻子持家;父兄外出,老弱务农。”是大多数江右商人的基本家庭分工。这种结构从封建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封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当时还是可以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江右商人的经营方式仍然停滞于个体小本经营,“南人多诈”又使江右商人互相不能信任,资本无法集聚。小本生意也就难做。长期以往,恶性循环,小本经营成本不能有效地降下来,甚至亏损出现在市场中江右商人逐渐失去竞争力。江右商人的经营行业多为地产品。500年来江右商人还是从事原有商品品种的经营。传统的经营行业已经被大家琢磨透了,江右商人的小本经营,只能靠薄利多销,赚取微薄的利润来维持。

  7、市场竞争加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随着外国列强的侵入,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江西居于中国腹地,封闭性较强,对新事物接受较慢。江右商人未能象宁波商帮那样,接受新观念,转变投资理念,积极开拓市场参与竞争。江右商人还是沿用原有的经营老套未能接受新的观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屡屡受挫。

  8、政府抑商和盘剥。无论是明王朝,还是清王朝,官场都是黑暗的。小商下贾组成的江右商帮虽然人数众多,但很松散,很容易被贪官污吏看作下手的对象。贪官污吏用各种手段对江右商人进行压抑和盘剥:利用“官办”,先后有盐业茶业、瓷业、粮业,甚至有时是布业被官办;利用招商贸易,官家参与,甚至有的官员参与“干股”以实现官控;发布行业或区域性禁令,不准江右商人经营,先后有部分采矿业、药材业被禁;至于说利用苛捐杂税,搞敲诈勒索更是数不胜数;同时官府又利用江右商人的“商卑”心理,让他们用钱捐官;……凡经济的、政治的、黑的、白的、硬的、软的……各种各样的手段尽用于盘剥江右商人。而江右商帮既松散,又无足够的力量与官府周旋。缺乏“红顶商人”,无闻名全国的大贾的江右商帮,在官府的多方压抑和盘剥下,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在外省经营的江右商人见之寒心,权衡以后,有一些干脆断绝了与江右商帮的联系,加入到当地商帮。强压之下,焉有完卵,江右商帮分崩离析,走向没落也就成为必然。

  9、地方对商人的抽血。江西处于中国的腹地,在当时,小农经济发育的比较好。江西有成千上万的家族祠堂。在乡间,由于当时的经济实力,小公益事业官府是没有投入的。家族祠堂的维护,小公益事业的兴建都需要投入,钱只有两个来源:一是向各家各户摊派;一是要有钱的多出一些。江右商人在家族和乡里的双重压力下,只好拿出钱来,进行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赈等项目的社会性投资。这种投资竟占总投资的77.1%,无可奈何,忍痛放血。其结果,江右商人的商业资本日益萎缩,无法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汪洋式的小经营资本,转变成能适应近代经济的集约式大资本。

  10、生活性投资分解了商业资本。江右商人多为生计所迫,他们经商是以家庭成员无条件支持和牺牲为前提的,在事业小有成就,略有赢利,首先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以满足家庭生活的基本要求。少数江右商人贪图享受,不把积累起来的资本投向产业,而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奢侈浪费之中,生活性投资的比例较大。生活性投资实际分解了商业资本。小本经营的江右商人无法将商业资本象滚雪球那样,扩大经营资本,只能维系原有的经营规模。资本未能扩大,并转化,在近代经济的冲击下,江右商帮根本无法参与竞争。

  四、结束语

  江右商帮应时而兴起,人数众多,操业甚广,小本经营,活动地区广泛,渗透力极强,竞争力较弱。在长达500年的历史过程中,未能尊重市场规律,追随社会的进步,跟上历史的前进步伐,在多方的压抑和竞争下,江右商帮没落了,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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